蔡昉：中国经济如何实现潜在增长率？

居民消费是促进双循环政策的重点

我们来看一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即“三驾马车”中各种因素的状况是怎样的，也可以说如何看待我们的需求因素，与如何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是有关系的。同时，我们如何应对三个主要需求因素面临的挑战，也是我们打造双循环新格局最根本的政策着力点。

先看外需。

如果简单看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三个主要需求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感觉会遇到一个悖论：大家会看到，去年外需的贡献——即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仅为11%，而过去多年都是负的。我们的外需是什么呢？在统计概念上就是出口减去进口，即净出口。

由此，我们看到，外需已经是负的了，不重要了吗？这是一个疑问：外需是不是就不重要了。

第二个疑问恐怕更荒唐，有人会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解决外需的贡献，只需减少进口就可以了。这就得出一个重商主义的结论。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国际贸易还是重要的需求贡献因素，因此有的研究者把统计指标体现的统计概念转化成经济学概念，重估了外需的贡献，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对外经贸大学吴珍倩等几位学者研究发现，在1995-2011年期间，外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可以高达22%。而按统计数据来算，同期外需的贡献率只有2.5%。我所引用的这个重估数据的具体数值及其准确度并不重要，但是这个研究体现的概念是对的，也就是说，外需仍然重要。

因此，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同时利用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独特地位、连接性和韧性，牢牢地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坚定地避免脱钩。

再看投资。

应该看到，中国投资需求的一个必然趋势是对GDP的贡献率逐渐降低，近些年也确实大幅度地降低了。同时，投资需求支撑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也越来越凸显。

第一，过度依靠投资，实现高增长，这是高速增长时代而不是高质量发展时代的特征，也是我们要解决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之一。

第二，中国潜在增长率长期向下，规律叫做“回归到均值”。这个概念用在增长率上的适用性，当然也就影响投资需求和投资的贡献率。

第三，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即全球长期停滞还在继续发生，去全球化可能还会加速，因此投资贡献也不可能保持以往的水平。从国际比较来看，长期高于其他经济体的投资贡献必然会下降，这可能是一段时间的趋势。

三驾马车的第三个要素是最终消费。

和投资贡献正好相反，消费贡献在我国长期以来比其他主要经济体都低很多。从世界银行关于消费率（最终消费在GDP中的比重）的数据来看，中国消费率长期以来偏低。而从我们自己的数据看，最终消费拉动经济的贡献（百分点）近年来是降低的，而对GDP增长贡献份额（百分比）稳步提高。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70%——城乡居民分别占78.2%和21.8%。

很自然，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消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拉动经济的需求因素。这应该也是我们促进双循环政策的重点。

十四五时期应该加大再分配力度

促进居民消费靠什么呢？当然是要靠居民消费能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有三个要点，分别是：收入的增长、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

从收入增长看：GDP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长期以来总体趋势是一致的，但在不同时期，孰快孰慢，不尽相同，在过去更多的时间里，GDP比居民收入的增长更快一些。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增长跑赢了GDP增长。

居民收入与GDP增长同步，甚至居民收入增长超前，对于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番，打赢农村脱贫攻坚战做出了贡献。未来，我们必须至少保持两者之间的同步，否则很难长期可持续地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因素提高。

从收入分配来看：图6中显示居民收入五等份分组中，占户数20%的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平均收入之比，以此表示收入差距趋势。其中自下而上三条曲线分别表示城镇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平均收入比、农村最高收入组和最低收入平均收入比，以及城市最高收入组和农村最低收入组收入之比。

图6 五等份中最高与最低收入组平均收入比率

总的趋势是，每一个收入组的收入都在增长，反映了整体和各人群收入水平提高的效果，但是，各人群相对改善的速度还不足以消除差距。因此，我们还有巨大的潜力改善收入分配。

我们过去收入分配靠什么改善呢？应该说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等等政策，都起到了作用，更主要的是靠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效应，也就是劳动力市场发育、劳动参与率提高和居民就业增长——因此，低收入家庭、非熟练劳动力获得了更高的收入，改善了收入分配。但是这种改善不能导致差距的根本缩小。同时，在新的高质量发展时期，劳动力市场初次分配机制改善收入分配的潜力越来越小。

因此，下一个扩大消费内需的政策关键点就是再分配。

从图7中可以看到，波动的曲线是不同国家的基尼系数，这些国家的排列方式是按人均GDP从低到高进行的。

图7 基尼系数缩小的根本办法是再分配

把每个发展阶段各国的平均基尼系数算出来。可以看到，中等偏上收入基尼系数大概在40%左右，也就是说收入差距比较大。而一旦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比如到了12000美元-15000美元人均GDP的阶段上，基尼系数一下就缩小了。

过去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大家提出很多假设，其实这里面也没有那么复杂的道理。唯一的道理就是，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政府加大了再分配力度，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办法一下子就把基尼系数缩小了。

平均而言，再分配把OECD国家平均的基尼系数缩小了35%。

中国2019年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美元，“十四五”期间应该跨过人均12000美元这个高收入门槛。在这个时期，我们应该加大再分配力度，大幅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同时依靠收入增长、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共同发挥作用，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保持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