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观察】Made in 长安

制造业的困境

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走出来，顾西原的生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长安镇也开始“腾笼换鸟，”淘汰落后产能，推进地方的转型升级，“着力打造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重镇和中国机械五金模具名镇”。

顾西原站在新厂里，面带愁容

这里的山被开发成旅游景区和高尔夫球场，农田推成厂房，这里的土地在18年前，就已经只剩下十分之一的耕地留给农民，陆地面积因工厂大楼的兴建而变得紧张起来，海岸正向珠江三角洲继续延伸，企业偷排造成的环保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那些街道含着安、宏、振、兴、富、荣、盛等这些美好的字眼，太安路边医院楼顶打出的“工伤“招牌，引人注目。

镇上这家医院的骨科医生，同时也是长安人的唐志宏眼里，也感受到长安镇微妙的变化，多年以来，工伤类的病人少了。

“以前每个月能收到十几二十个，现在能遇到一两个就不得了了。”严重程度也在降低，以前他见到过一整个胳膊断了，或者手掌都压没了。如今一般都是小伤，比如有时候工人自己锤到自己的手指头。

“最底层的手工制造最容易出事。”唐志宏说，许多制造业，多在服装厂、五金模具厂之类。2008年后逐步转型，大量“三来一补”的服装厂纷纷搬离，他们像当初从香港搬到内地一样，再搬去东南亚或者内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另谋出路。一家当年没搬走的做缝纫机的港资企业，后来把规模压缩到十分之一。

很多人都意识到，长安镇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消失。紧接着，用工荒、原材料价格上涨、社保负担增大、环保、消防的压力增大、厂房租金不断上涨，“野蛮生长”结束，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的前30年的诸多优势，有的也正一点点消失。顾西原的感觉是，从2015年开始，一种比较悲观的情绪，在他所熟悉的民营企业圈子里蔓延开来，他们一年比一年觉得制造业发展艰难，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

企业为招不到合适的工人发愁，曾经与顾西原在同一个港资五金厂打工的工友，转型生产机器人，开始尝试用自动化取代人力；房租从每平方米8元涨到每平方米28元，甚至更高，近年来厂房多被二手房东把控，租金不断抬高，有朋友在几年前迁往东南亚办厂。

有老板笑称：“我们是在给房东打工。”

“因为你做实业的老板开始就不会想到这些，就不想到这些歪歪肠子，像我们脑袋里面肯定想的是这个产品、研发。”顾西原告诉记者。

长安镇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政府也意识到了二房东的问题，他们也在想办法解决。在那些贴着“招租”的厂房，记者电话去问时，基本上很难找到不是二房东的厂房。他们大多是从村委会那里拿到房子，再转手卖出去。

厂里的男工

一个生产电风扇的老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假如我们卖出去的是10元的东西，按正常材料成本占60%，减掉供应商的材料还剩4元，人工成本按10%至15%，增值税13个点，扣除其他管理费10%，可能只剩两元，两元里还有房租和公司一些其他开支。顾西原说，最终算下来“产品出来不赚钱咯”。

“我们中小民营企业，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就业。”顾西原的一位朋友说，“利润没了，还怎么搞研发和创新？”

“制造业中低端我们已经做不来了，现在中端也饱和了。”黄代菊瞅了瞅自己脚上的那双旧运动鞋，“我们穿的鞋，都是在这边做。”但那些厂子，在2008年前后，就已经陆续转移，“有一个厂子一万七八千人，全没了。”一个在长安待了十多年的工人说，下班时人流如织的场面，已经消失不见多年。

顾西原身边已经有朋友前往东南亚，原因主要是考虑人工成本。“工资1500元一个月，是咱们这边儿的一半还低。”“成本是低，但是这些人做事不如中国人勤快。”很多人都说，那不过是30年前中国的样子，也是30多年前长安的样子。

从劳动力角度来讲，东南亚的劳工并没有中国劳动力那样吃苦耐劳，他们不愿加班更擅长“维权”；从产业链上来说，制造业产业链复杂多样，长安镇完善的产业配套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效率。最终那个前往东南亚的厂，以“亏了几百万”告终。何况搬厂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等到2019年，迁与不迁，顾西原已不再犹豫。

2019年3月，顾西原在湖南省一个县签下新项目，准备在那里的工业园区新办一个厂房。当地给他提供了地租、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人工成本也会降低。

最近，顾西原奔波于湖南新厂与东莞老厂之间。他正在慢慢地将他的战线拉到内地。但新的问题是，产业配套相对而言，不如长安镇，“比如你想在那儿买一个螺丝，可能都买不到。”所以他做了两手准备，他先不放弃长安的厂房，同时将一部分生产线迁往内地，以更好地过渡。

他的一个朋友告诉记者，“往人工便宜的方向地方去，本身就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你真的要想长久，就要用机械手代替人。”可顾西原觉得，终究会有工作是机器无法替代的，而且各项成本仍然在抬高。一家机器人生产企业，与顾西原一同在湖南这个县签下了新的生产项目，同时决定保留长安镇的厂房，作为展览与销售的地方。

长安镇理发店老板手里的推子，在2008年后，推过的人就越来越少了。那是一个位置比较偏的小门面，屋里有6把椅子和一个学徒。顾西原在这里剪了近20年头发，价格从5元到10元，再到20元。那时候请了五六个姑娘做帮手，如今只有老板一人在店里忙活。

以至于当顾西原告诉老板，自己准备去湖南开厂时，理发店的老板提醒他，给自己留个位置。

“让我最担忧的一件事”

“现在让我最担忧、最痛苦的一件事，是后继无人。”顾西原不止一次提到这件事，“我们现在没有可培养的年轻人。”

他担心厂子里的技工被挖走，也焦虑招不到更好的技术人才，“人才是企业最核心的。”他说，在他目之所及都是银灰色的金属制品的院子里，工人主要是70后、80后，已没什么年轻人愿意来学这门技术。“我们这一代人老了怎么办？”顾西原问道。他又想起20年前，那个不愁没有学徒的长安。

据《工人日报》报道，高职扩招的2019年，湖南一所职校的招生人数创了建校以来最高纪录，其中护理、会计、电子商务等专业异常火爆，然而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两次招生只招到16人，惨不忍睹，后被迫停开。该专业是那所职校的招牌。

顾西原想用企业文化和宏大的理想，留住工人。他要求《弟子规》每个人都要会背，院子的墙上张贴着“仁义礼智信”的字样，有时候顾西原会跟员工们谈他的理想。有工人告诉记者，其实他们并不是很在意背诵《弟子规》这回事儿。企业的理想，他们甚至不那么关心。他们只是希望在过年回家前，能够快一点儿拿到工资和奖金，以及涨薪。

一个跟着顾西原干了多年的员工，最近在考虑要不要离开，因为“工资太低”。顾西原也知道，“现在我们做企业，做到这样子不完全是为赚钱，首先我要养活跟着我的兄弟。”

一家长安镇的人力资源公司，每年能够招来数万名大学生，送往广东的各种工厂，比如比亚迪、富士康，打寒假工、暑假工。他们更多的是想来挣些零花钱，体验体验生活。一旦问他们毕业后是否愿意进厂，他们都摇头。

“我们的下一代小孩儿，你要问他干什么？‘我要做网红。’人人都做了网红，谁来做事？谁来做制造业？”顾西原所知道的那些年轻人，有的去送外卖，有的去开直播，有的去跑销售。人的流失，制造业几乎没有招架之力。但他还是觉得，没有制造业，中国的经济是不行的。

最近一个做网红孵化的老板拉他一起吃饭，带他参观网红孵化基地，看他是否有兴趣投资。顾西原很谨慎，他还是更相信实业，风口上的一些领域他一般不会去碰，包括房地产。在顾西原眼里，“很多项目是经济泡沫，如果爆炸，会死得很惨。”

“如果一定要说有蓝海的话，那就是你最懂的那个行业。”他曾经被拉去投资做美容护肤品，最后钱也赔进去了。他只当花钱买了教训。“力不到，不为财。”这是他信奉的准则。

他也相信，这个充满不确定的2020，一定挺得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