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观察】Made in 长安

中国有12个长安镇，唯独它，最不像镇。

这个只有81.5平方公里的小镇，2019年GDP超过760亿元，是广东省东莞市32个镇街中最高的，是中国内地很多县城的数倍。它与深圳一河之隔，往西是虎门，往南是珠江口。有一句话能够显示出这里“世界工厂”的地位——“东莞堵车，全球缺货”。全球每年生产的智能手机，每8台中有1台是这里生产的，因为vivo与OPPO是长安镇乌沙村的“租客”。

这里94%的人都是外地人，这里的租客，大致分两种：老板、工人。顾西原也是乌沙村的“租客”。他租赁的厂房离OPPO工业园区的直线距离只有500余米，不过比不了OPPO，他的企业只是生产一些不起眼的风机、五金制品或者冲压模具。那些配件，是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条上不那么被关注的一环。

往年过了正月初七初八就喧闹起来的长安镇，在2020年的春天，因为疫情，显得格外安静。

2020年2月7日，东莞市公布15项减租减税等措施，支持莞企共克时艰。即便如此，一些负面影响还是无法消除。原本每个月能够拿下300万元订单的生产线，闲置近半，顾西原告诉记者，这次全球疫情对他的冲击高达50%。

5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2597.9亿元，同比下降27.4%。

按照原计划，顾西原准备在2020年轰轰烈烈地干一把，实现“产值过亿”。先是2019年3月，他在湖南省一个县签下新智能农机的生产项目，并注资900万元成立一家新公司，接着在东莞市东城区租下三层楼置办了新的厂房，与一家全球著名的德国风机制造商签下2000万元的风机生产合同。

一切都搁置了。

打工的日子

把部分企业搬离长安，转移到中部，顾西原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长安路边，卷帘门上挂着的花花绿绿的招牌上，多写着“五金”“机械”“模具”“不锈钢”“抛光”。2018年的数据显示，这里聚集着五金模具生产企业1500多家、个体工商户6800多家。老板们常说，不出长安，可以买到你需要的任何配件。在穿镇而建的太安路，买模具甚至比买烟都容易。

长安镇傍晚下班时分，工人们离厂

完整的产业配套，是很多企业老板很难割舍下长安的理由之一。但他们也发现，多年以前长安的很多优势，正在消失，比如房租、招工、人力成本等。

黄代菊早就察觉到长安以及制造业的微妙变化。他已在制造业里摸爬滚打31年，他的一家模具加工厂开了24年。眼下，员工忙着用3D技术打印出白色耳机壳儿。

厂子的规模不断缩小，工人越来越难招，如今每年保持着300万元左右的流水。“可能比上世纪90年代挣3万元更难过日子。”身在其中的他，看得很淡。“吃鲍鱼是过，吃青菜喝粥也是过。”

1973年出生的黄代菊，用一口粤语普通话说，“广州以前是没有工业的。东莞这边就是一片烂地。” 如今门外就是省道上的一架叠起的立交桥，货物经此流向世界。

有人用“富得流油”来形容长安镇；有媒体2008年曾报道该镇修建可容纳4000人办公的政府大楼，引起争议；本地农民别墅群的社区新居与打工者拥挤简陋的集体宿舍共存于此；房价已涨至每平方米3万元。

“这大街上估计都看不到一个长安本地人。”一个外地人说，他们（本地人）大多就是靠租金，家里要是有厂房的人，根本就不愁吃穿。

25年前，小学文化水平的21岁的顾西原，成为长安当年数十万流动人口中的一员。

他之所以来长安，是因为北漂7年回到四川老家后，从老家人那里嗅到了工厂的味道。“进厂，是很向往的一个工作。进厂就是工人了嘛，这个阶层就提高了一下，想想都爽。”

顾西原有5个姊妹。他当年去北京的时候，父亲说，“出去一个，能把家里的口粮存着，也不错。”13岁的他便揣着贷款贷来的100元，只身前往北京。在建筑工地打过工，在北京图书馆擦过玻璃，在通县磨过豆腐，在卤煮店当过小工，他从没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1995年春天，顾西原背着铺盖卷，坐着火车到了东莞。

初来乍到，长安就让他饿了肚子。这个21岁的小伙子和他的两个老乡，找工作的时候，被查暂住证的治安大队收走了身份证，包括手腕上的表和藏在鞋里的钱。后来他们才知道被假治安大队骗了。

他们不得不在一个老乡开的早餐店赊早餐吃，赊了一个星期之后，还没找到工作，老乡再也不让他们吃了。

他更没想到的是，在这里，男人找工作有点儿困难。一个原因是男工已经太多了，另一个原因是男工爱打架。后来还是一个老乡说好话、卖可怜，他们三个才进了一个首饰厂做焊工。

那段日子，他每天要焊七八千个首饰，手指头磨破了，包扎好继续干，一天挣10元。后来厂里来了一位做模具的师傅，他们听说是老板专程叫他过来的，给他买了机票，月工资3000元。

“我一年都挣不到3000块钱！”顾西原那时候就想，“我一定要学这个玩意儿。这个地方不能干了。”

后来他托一位老乡，进了一个台湾老板的五金厂，再后来去了一位香港老板开的冲压制品厂。从一个月300元的普工干起，到升为模具科主管，顾西原花了8年的时间。起初，工厂要从包括顾西原在内的三个工人里选一个人，学习做模具，最终留下了他。

有人用诗描述过行业：将一块坚硬的钢材/打造成你想要的模样/汽车外壳/手机配件/矿泉水瓶/生活的形状/皆可成模。但实际上的工作并无诗意，那时，顾西原最害怕的是没活干。“你要知道，没活干可能会被炒掉。”

“那时来这个地方打工的人实在太多了，每天有人找不到工作。”顾西原说，“当时哪里有红纸，就说明有招聘，往往红纸一贴出去，不到十分钟，就一二百人围在那里，哪怕有时候只招一个人。” 那时的工厂从来不愁招不到人。

长安镇《人口普查情况表》显示，1982年本地户籍人口2.55万，无外来流动人口。1990年外来流动人口3.11万，2000年55.99万，2008年69.01万人。曾经逃港成风的小镇，成为外来务工者蜂拥而至的地方。

从“不挑剔”到“挑剔”

在顾西原的印象里，21世纪开头的几年，是长安镇发展最快的几年。“冲压机都是印钞机，一台机一天可以做到两万块钱！”也是那段儿时间，“我们民企觉醒了。”顾西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就是在2003年年底，从打工仔，变成了“老板”。

在顾西原眼里，那是中国制造业“野蛮生长”的年代，也是最容易赚钱的年代。

据《长安镇志》的数据，长安镇的外资企业2002年达到了1666家，其中“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企业1312家，民营企业数量达到512家。在后来的十几年间，民营企业数量不断增长，并逐渐超过外资企业数量。

2005年曾有媒体报道，在长安镇600多家民营企业中，有60%从事机械模具五金行业生产和销售，“中国五金模具重镇”已初具成效。在顾西原的记忆里，那几年众多小厂慢慢崛起，并慢慢吞掉了大厂。他坦言，那时候他办厂“纯粹是为了赚钱”。

他们做过啤酒瓶的开瓶器，做过音响、电脑配件，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他们还做过300万个奥运会纪念品。一个从办厂之初就跟随顾西原的老员工说，那是“拿来什么做什么”的日子，“不挑剔。”至今开瓶器的模子还在厂房里放着，最早购入的冲压机已经褪色。

“我们搞技术的不懂跑业务。客户来图，我们加工。”顾西原记得，起初的一部分单子，一定程度上是靠“酒”拉到的。顾西原至今酒量也并不算好，在办厂之前很少喝酒。后来不得不常常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但生意就是在宴席上谈成的。

多年以后，顾西原回忆起来觉得，那时候工厂的生产模式比较粗放，但也正是在2008年，很多大事挤在一起了，先是南方暴雪，接着是汶川特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从未听说过的“金融危机”，这些让他走到了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并之后迎来了他对中国制造的第一次思考，在与工厂的第一次转型。

“那阵子想死的心都有。天天有人打电话要钱。”顾西原说，他只好关机躲债，后来一度发不下工资，靠卖工厂里的废料维持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接不到一个单子，尤其是外贸订单。那一年他察觉到金融危机来，是与索尼签下的订单暂停交货。原本每个月要交50万元的货，一下子停了，那是工厂一大半生产量。

过去17年里，他的厂搬了5次，大多数时候都是为扩大生产规模，唯独2008年那次是因为缩小规模而搬迁的。工厂从高峰时的50多个工人，滑落到包括他和妻子在内只剩4个人。那段时间，长安镇上厂子倒闭的倒闭，搬迁的搬迁，老板跑路的跑路。

直到后来朋友介绍了一个做风轮的单子，让他报价。“别人都是报10万元一套，我一算3万元，答应他20天出样品。”顾西原很是感动，“老板当场就给了3万元。”他说当时大概一个星期没在床上睡过觉，困了就在沙发上躺一下，仅剩的几个员工拼命地做，“机器一响，就睡得香。”那个产品也让他一下子从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回血”。

曾经引以为傲的全国出口创汇第一镇，遭受重创。顾西原觉得，当年之所以自己能够以那么低的价格拿下那一单，是因为他懂技术。2008年过后，他开始思考很多像他一样的五金厂，在风暴中倒下的原因。倒下的原因有三角债、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等。

“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都是简单的加工单，有些是贸易公司转过三手的加工单。”顾西原觉得，不能再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做，要建立起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在做过一系列调研之后，他决定专注于与“风”有关的产品的开发与生产。这也是多年来他的优势所在，以及2020年能够与挑剔的德国风机制造商签下订单的缘由。

妻子张小燕记得，也是2008年过后，生意开始进入网络时代，他们不再简单地依靠线下找关系、靠喝酒拉单，而是将店铺挂上网络，一些订单主动找来了。

相比于自己的小本生意，那一年不少港资、台资的大厂也死掉了。“他们人多，管理成本高，反而是小厂开支少，灵活，生命力强。”但顾西原心里清楚，“中国的制造业还是香港、台湾地区，帮我们支撑起来的。我们从那里学到了技术，然后慢慢地成长起来。”如今顾西原身边的这群70后老板们，年轻时大多都在港资或台资企业里当过打工仔，那时候的长安镇90%是香港、台湾的商人投资建厂。顾西原觉得，即便他们在这里赚了钱，也是他们“应该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