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

3   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近年关于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的讨论十分激烈，2019年11月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较之前的“完善生育政策”有所改进，但仍限于“全面二孩”政策框架。

3.1 全面放开会导致“越穷越生”吗？

反方观点1：全面放开生育会造成富裕阶层和农村多生、中产阶级少生，不利于社会公平，且农村出生人口或爆发式增长，人口素质将下降。全面放开后只有生得起养得起的富裕阶层和只管生不管养的农村贫困阶层才会生三胎四胎，城市中产阶级因成本高不敢生。现实中农村生育积极性高于城市，但他们生育后不好好教育、无法做到优生优育，增加的只是创造价值有限的底层劳动力。

我们认为，生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应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是对所有家庭一视同仁的公平尊重。1968年《德黑兰宣言》规定，父母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的基本人权，1969年联合国的《世界进步和发展宣言》充分肯定了这一原则并规定，父母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数量和出生间隔的专有权。生不生、生几个本应由家庭自主决定，但在中国却格外受政策影响，全面放开只是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鼓励生育也绝不能和限制生育一样采取强制性措施，只是构建生育支持体系，让一切想生育的人顾虑少一点、负担轻一点，愿意生的可以多生，不愿意多生的也可以不生。而且，相比此前对不同民族和城乡采取有区分的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生育可以构建更加公平的生育政策环境。

农村总和生育率虽比城市略高，但依然低迷，农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农村出生人口也不等于低素质人口。201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城镇、乡村未经修正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5、0.91、1.27。农村计划生育执行不如城市严格，加之“越穷越生”观念深入人心，有观点认为农村家庭普遍生四五个孩子，实际上农村总和生育率仅比城市略高，农村育龄妇女平均只生不到1.3个孩子。2010-2015年中国未经修正的农村总和生育率从1.4降至1.27，下降明显，意味着当前农村的生育意愿同样呈快速下降趋势。农村家庭也很重视孩子教育，而非传统观念认为的只生不养，将农村出生人口等同于低素质人口而加以限制，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偏见。

3.2 生育政策调整应谨慎还是加快？

反方观点2：政策调整应该谨慎，可以更大力度地鼓励二胎生育，或有条件地放开三四胎生育。政策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可以更大力度鼓励二胎生育，或是逐步放开三四胎生育，如对高学历人口、双独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生育率较低的城市等放开，采取有区分的生育政策。

我们认为，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独生子女政策原本就计划执行30年，但翟振武等人曾估计“全面二孩”将使出生人口峰值达到4995万，屡屡拖延政策调整时机。1980年9月，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启，政策设计之初就以30年为期限，“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然而在21世纪初关于人口政策的激烈讨论中，保守派占据上风，生育政策调整屡屡被拖延。宋健等人（2007）认为199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建议“十一五”保持生育政策稳定，后中央出台文件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翟振武（2014）测算，如果2012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将导致总和生育率峰值达到4.5，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人，建议推迟“全面二孩”政策。翟振武（2015）测算，“单独二孩”将使未来4-5年内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30-160多万人，共计将新增出生人口的总量约为660万人。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2014年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加47万，2015年甚至比2014年减少32万。翟振武（2016）又测算，“全面二孩”政策将使未来5年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60-470万。2015年12月中央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2016年出生人口仅比2015年增加131万，2017年比2016年减少63万，2018年甚至比2017年大幅减少200万。尽管翟振武的预测较之前大幅调低了，还是远高于现实水平。一直以来保守派对政策的影响更大，中国的生育政策调整沿着“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步骤谨慎推行。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效果明显低于预期后，仍有计划生育领域的官员称“全面二孩已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求，如果配套措施完善未来仍有释放潜力”（详见恒大研究院2019年8月报告《要不要放开生育？——中国人口大论战》）。

当前人口形势严峻，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2013-2028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将大幅下降31%，越晚调整越将事倍功半，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中后期出生人口尚处于35岁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龄，特别是1990年后出生的人口尚处于25-2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旦错过第三轮婴儿潮，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则将事倍功半。出生人口=15-49岁育龄妇女规模*总和生育率。其中，主力育龄妇女大幅下滑是当前出生人口大幅跳水的重要原因。2013-2028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下降31%，带动2017-2028年出生人口下降38%、降至1100万以下。随着2028年后主力育龄妇女下降速度放缓，出生人口将在2028年进入十年左右的平台期。因此全面放开宜早不宜晚，必须尽快，等主力育龄妇女降至平台期再调整则为时已晚，效果不大。此外，离结比攀升、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也进一步削弱生育基础。2013-2018年离结比（离婚对数/结婚对数）从20.9%升至37.6%，2019年前三季度进一步增至43.5%。同时，卫健委称2018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保持在50%左右，仍然偏高，这是“全面二孩”政策后多年累积的二孩生育意愿的集中释放导致的，随着生育堆积效应进一步消退，总和生育率将继续快速下降。

中国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人口萎缩不可逆转且未来呈加速状态，不可继续通过有条件地放开拖延改革。由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执行，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和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中国的老龄化速度甚至比日本还快，从老龄化（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超过7%）过渡深度老龄化（超14%），日本用了24年（1970-1994年），中国预计将用22年（2001-2023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超20%），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预计将用9年（2024-2033年）。人口萎缩不可逆转，且呈加速状态。按照总和生育率1.4左右的发展趋势，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前后见顶，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2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如果不采取最大力度的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措施，继续通过所谓的“有区分的鼓励生育政策”来拖延改革，将更难阻止人口大幅萎缩的态势，等到人口已经开始快速萎缩时再鼓励生育则为时已晚。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虽不能避免人口萎缩的命运，但可以放缓人口萎缩的速度。人口规模变化相比于总和生育率变化有时滞，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后20-40年人口总量才开始负增长。即便通过努力将总和生育率拉高至更替水平以上，人口总量也将在20-40年后才会回升，那时人口规模基数已经大幅减少，人口总量回升更难（详见恒大研究院2019年1月报告《中国生育报告：2019》），何况现实中至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在总和生育率低于2.1后成功将其拉回更替水平。

我们建议，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构建生育支持体系。未来十年育龄妇女规模快速下降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提升总和生育率水平。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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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介绍：恒大研究院院长助理、首席城市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社科院博士后，副研究员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