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郊乡村民宿 缘何后来居上

”变成了低收入村，51户94人被认定为低收入户。

村里没有其他产业，还得守住绿水青山，这样的两难局面让村干部一筹莫展。一次偶然的机会，村里听说了其他地区通过乡村民宿致富乡亲的故事，村干部觉得这个思路可行，实地考察后又多方寻找企业，最终决定由村企合作成立公司，通过租赁的形式盘活村民现有的闲置院落。

从摇摇欲坠的老旧危房到现代化民宿小院，已经完成改造的几处小院错落有致地分散在村庄的各个角落，游客络绎不绝，不仅满足了城里人乡村旅行需求，也为村民创造了新工作岗位，提高了村民收入，外出的年轻人看到机会也渐渐“回流”，给村里带来了不一样的生机和活力。短短三年，这个有着240多户、395人的小山村经历了山乡巨变……

农家乐没落与乡村民宿起势

从世界范围看，民宿并非新生事物，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早有长期且成功的实践，在我国浙江、四川等南方地区发展也相对成熟。随着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的蓬勃发展，我国民宿产业处于强势增长状态。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超过10万家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含“民宿”，而且民宿相关企业年注册量逐年增长。

北京乡村民宿的发展也不例外。不过说起北京乡村民宿，还需与其前身——农家乐进行比较。2017年8月1日，《北京市旅游条例》出台，首次对民宿进行概念界定：“城乡居民利用自己拥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住宅，结合人文环境、自然景观、生态资源以及生产、生活方式，为旅游者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该条例虽然确立了住宅性质的房屋从事住宿经营的合法性，但没有界定民宿与农家乐之间的区别。

“农家乐主要是短途一日游，主营收入来自餐费，而非住宿费，收入肯定不如民宿高。”河南台村“南台花开”民宿总经理李靖说，农家乐缺乏规划，同质化发展、恶性竞争尤为严重，有时几十元便能住一晚，住宿条件自然不会好。
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的农家乐，也有过属于自身的高光时刻，曾几何时，北京城乡一度流行“吃农家饭、住农家屋、享农家乐”，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加上自身经营不善，如今大多成了只有农家没有“乐”。

如今，在一些村庄的大树、外墙等显眼处，各家农家乐的标牌依然醒目，只是多了一些雨水冲洗过的斑驳，这似乎诉说着农家乐昔日的荣光，也提醒现在的乡村旅游行业经营者，如果乡村旅游内容单一，缺乏文化创新设计，不能满足消费者，终将会被市场淘汰……

京郊原始农家乐的衰落，反过来表明了乡村民宿为何能够“起飞”。与原始农家乐相比，乡村民宿更注重用户体验，强调“一对一”“私人订制管家”等一站式服务，不求统一，但求唯一，确保每一位游客都能舒适入住。

从运营策略层面解释，李靖在“术”的层面说出了农家乐的衰落原因，但这并不能说明其衰落的必然性。

“北京这个城市强大的多元化消费需求，直接带动了乡村民宿强势发展。”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张晓颖博士看来，高收入往往带来人们需求的变化，不只物质上要“实”，精神上更要“爽”，久居大都市，难免需要换换环境。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空闲时间到乡村旅游、居住，因此，乡村旅游市场的规模相应逐渐扩大，对旅游市场的服务要求也越来越细。反过来，旅游市场的服务不断裂变细分，产业链各环节的交互活动逐渐增多，品质越来越高，体验越来越好，附着的价值也相应增加，市场规模越来越大。

张晓颖的话不无道理。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北京GDP突破4万亿元大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5002元，比2020年增加了5568元。如果按当前汇率水平，意味着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1.2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即将迈进高收入阶段。

这样的解释从根本上说明了北京乡村民宿因何火爆，也道出了为何农家乐最终衰落。作为同属乡村旅游的两种业态，以“吃＋”为主的农家乐，一家一户、各自为战、产业链条短的劣势与旅游细分市场并不兼容，满足不了城市居民的个性化需要；而以“住＋”为核心的乡村民宿，因为涉及面广、产业链条长、体验半径大等原因，能全方位、全产业链地满足城里人需求。

历史数据也佐证这一分析，回顾北京乡村旅游20多年的行业发展脉络，1.0时代的原始农家乐逐步过渡至2.0时代的京郊乡村旅游，再进一步形成了3.0时代的乡村民宿引领京郊乡村休闲旅游发展的新局面。这背后隐藏的是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曲线，1.0时代的农家乐流行时，当时北京居民人均收入刚刚接近7500元，属于中低收入阶段，而2.0时代的乡村旅游，居民收入则处于3万元左右，现在北京人均收入已达7.5万元，乡村民宿的3.0时代相伴而来……由此，乡村民宿迭代农家乐不单是行业规律，更是20多年来北京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百姓收入倍增的直接体现。

城乡资源互换的“接口”

京郊民宿凭新冠肺炎疫情政策、借冬奥之机出现的火爆局面，能否持续下去？密云区溪翁庄镇金叵罗村“老友季”民宿与村庄共生融合的故事提供了思路。

密云区溪翁庄镇金叵罗村“老友季”精品民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