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器械+人工智能，新风口来了？

两大优势得天独厚

清楚AI智能读片的研发过程，业内有一个普遍观点——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研发人工智能医疗器械，拥有两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其一，中国有大量的数据样本。计算机需要大批数据，不断训练算法，许多国家没有如此大的人口基数，疾病的数据量受到限制。另外，当医生数量不够多的时候，研发团队很难以合适的价格请大量医生去做数据标注这种工作。

“我们的研发成本中，至少有1/3用于数据标注。”一位研发人员解释。比如，一个影像中的相关征象，至少需要2个医生做标注，另2个医生做裁判，一个影像需要至少4个医生，这样标注出来的数据，才会相对准确，才有价值。而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力成本，可能支撑不了如此大规模的数据标注，研发受到掣肘。

其二，中国有广阔的应用场景。我们医生的增长数量，远远赶不上病人的增长数量。面对数量庞大的患者、相对少的医生，远程和人工智能诊断在我国有大量需求。

对有些国家来说，这项新技术则不是“刚需”。正常时期，一些国家的医生可以花1小时只给1位病人看病。医生本身也有警惕心理，生怕人工智能会威胁自己的地位和收入，所以国外的研发动力实际上并不足。即便研发成功，推广也很难。

而我们的医患情况则与之不同。加上经过这次疫情的“大练兵”，国内已经开始批量尝试人工智能医疗设备。几家国内企业几个月来订单量一直上涨，有些企业的市值也因此翻了几倍。

“这种大数据、大场景应用，是许多国家不具备的。医疗器械+人工智能，中国确实具有弯道超车的条件。”乔昕说。

从大局来看，中国目前的医疗场景中，医药占据较大比例，而器械使用相对偏小，依赖进口，价格昂贵。而发达国家医药和器械的应用差不多达到1：1。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医疗器械应用，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国际市场一直认为，中国迟早会成为全球第一大医疗器械市场。这片尚未充分挖掘的蓝海，正等待着研发团队各显神通。

其中，上海发展医疗器械有自己的优势。

破题

长三角一体化

资深投资人高毅，长期深耕医疗项目，对该领域的未来，有一番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如今，他拉着吴东博士和其他人，正筹备组建一个国际顶尖的医疗器械团队，重点研发手术机器人。

手术机器人，可以看作医疗器械+人工智能领域的皇冠。它并不是外行以为的一种产品而已，它本身就是各种高新技术集成的一个大平台，涉及机械臂技术、光学技术、传感器技术、手术微创技术、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各种复杂的系统，被称为“尖端高级机器人平台”。

国际上，在该领域有所建树的公司达芬奇，其高管曾经这样说过：“做手术机器人，就像做大飞机。”由此可见其难度和复杂程度。

“此前，很多人以为只有超大型企业才有足够的资金与资源，愿意投入做这类具有复杂系统的产品研发，其实从最近的20年全球科技革命历史看，原动力来源于快速成长的超级创新企业。”高毅说，全球巨头企业反倒没有足够的动力“自己革自己的命”，或者是“革得太慢”。从广为流传的柯达与数码相机的故事，到近在咫尺的特斯拉新能源汽车的案例，从中能清晰看到，一个全新的颠覆性的产业革命，往往不是由大公司自己主动发起的。

例如医疗器械革命性的下一拨浪潮：机器人平台，就是由达芬奇这样一个小小的项目开始的。它几经破产边缘挣扎求存，花了10年时间，终于把产品推向市场，在医疗机器人领域独占鳌头。各大巨头这几年匆忙转向，虽奋起直追，但在众多细分技术领域只能望洋兴叹。从长远看，机器人作为医疗器械的下一代聚合平台，只是刚刚开始。

直觉机器人（达芬奇母公司）在腹腔手术领域的巨大成功，吹响了医疗器械下一拨浪潮的号角。高毅认为，把握新浪潮的历史机遇，上海有得天独厚的三大优势。

第一，是国际化人才。吴东回忆起10年前研发中心选在上海的理由。她说，首先看大学，尤其是拥有多少所工科大学，这方面上海、北京具有明显优势。

第二，看产业链的集中程度。上海的汽车制造业更加成熟，机器人、自动臂等汽车产业发展优势明显。汽车工业造就了大批机械工程师、系统工程师、电子工程师、软件工程师，他们恰恰是医疗器械需要的专业人才。

第三，看医疗产业资源。特别是临床资源，国内能比肩的仅上海、北京两地。大型医院众多、顶级医生聚集，对医疗设备的临床研发特别重要。上海教学类医院也多，意味着未来三五年，从前瞻性角度考虑，有潜力成为国内手术机器人领域的临床基地，培训出一大批接受先进理念的医生群体。

而上海的另一个优势是国际对外交流便捷，专家请进来、走出去都比较方便。

不过，如今，深圳有赶超之势。国内规模最大的医疗器械企业之一迈瑞，出自深圳恐怕并非偶然。在电子软件上，深圳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供应链体系，电子零部件生产环境相对成熟。相比而言，上海有一个明显问题需要克服：对制造业来说，租金成本、人工成本太高。如今，一些与机器人相关的大项目，企业会选择在上海研发，但在深圳生产。

“上海克服成本难题，可以从长三角一体化入手。”吴东说，上海主抓研发设计，由浙江、江苏等承担制造业的生产环节。江苏的模具、浙江的电器，都已形成各自成熟的供应圈。高毅认为，未来，企业可以在上海布局研发总部、临床中心和核心部件集成地，在长三角其他城市布局电子、软件系统，规模化建厂，形成一个长三角产学研体系。

医疗器械本质上还是制造业，如果无法克服成本和供应链难题，上海未来将会面临深圳的挑战。

上海

建一座创新的生态丛林

临床资源和科研资源上，上海具备优势。不过投资人也有自己对一座城市的考量。

高毅认为，“新团队可以直接国际化”。如果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未来应该涵盖全球网络，把手伸出去，在海外一起布局。尤其是当下，引进国外技术有很高的壁垒，但是国际化团队则无须地理空间上的引进，可以直接在当地转换成果，面向全球市场共同开发，推出产品。如此也能用足上海的国际化优势。

值得上海重点思考的是，如何真正形成医疗产业链。今天企业在你这里落户，明天别家有更优惠的政策，它很容易就跑了。真正能让医疗企业落地生根、不愿再走的唯一理由是：这片区域有完整、成熟的产业链体系，上下游厂家高度集中，在这里，企业能便捷高效地找到各种合作伙伴。制造业不是单独一家企业的事，需要产业链上下游的技术协同。比如说人才政策，不仅仅针对重点企业本身，相关的上下游企业是否也需要同步扶持？

简言之，上海需要建立起一个创新的生态丛林，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生态体系。而政府就像一个超长期的战略投资人，保持耐性，孵化产业慢慢生长，激发创新活力，这样与引进几家医疗企业相比，难度更大，但价值无可估量。

也有企业认为，技术成功并不代表商业成功。医疗器械前期推广时几乎不计成本，比如深睿医疗，捐赠给武汉的机器每台价值80万元。如今，大家看到了新技术的价值，而下一步是如何在市场立足，这需要政府更多的扶持。

实际上，上海对医疗企业的扶持程度已经很高，走在全国前列。深睿医疗在上海徐汇区的产业园设立分部近2年，与上海的相关部门、高校研究所、各大医院都建立了深度合作，也是上海人工智能大会的参与者、医疗板块分论坛的协办者。上海有关部门还为企业做了各种项目申报、推广，正因如此，“我们打算下一步把更多工作重心转移到上海。”乔昕说。

但是，几乎所有采访对象都共同提及，上海对小微企业——即便是高科技型小微企业，扶持和重视程度依然不够。医疗器械企业研发总部达到300人以上，行业内已经算规模不小，但仍然无法和互联网巨头、跨国企业相比。当医疗企业已经拿到了国家科技部的课题、国家自然基金的专项，在科技口对企业研发实力比较认同的情况下，产品真正落地时、推广应用时、探索商业模式时，创新扶持资源最终还是朝大企业倾斜。

此外，还有一种误解，大家总以为医疗领域的研发是一个口子的事。但其中的两个分支：药物研发与器械研发，是差别巨大的两类，所需的专业知识截然不同。前者偏重生物、化学，后者更偏重制造业、IT、大数据、人工智能。

而目前，国内医疗领域相关的政策，几乎都把医药和器械放在一块儿，作为一个对象统筹。此前不少行业内人士都在呼吁，这样共用政策带来诸多不便。医疗设备、人工智能这类高科技领域，上海可以更多参与标准制定、产业政策制定。

归根结底，医疗机器人的作用不是替代资深名医。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病人基数庞大的情况下，机器人的价值是提供更加安全、稳定的医疗服务保障，它也是解决这一社会难题的利器，乃至可以提升国家整体的科技实力。

“国际同行认为，未来系统级医疗机器人的机会就在中国。因为我们这方面还是零起步，没有核心技术。”高毅说，全球医疗器械巨头们未来几年恐怕都会瞄准中国市场推出产品。而上海，建立全国乃至全球的医疗机器人中心，现在就得抓紧自己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