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给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治理、人民生活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信息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从物理生态走向智能生态,迈入智慧社会,如今数字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已嵌入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每一个细胞中,社会治理模式也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着变化,变得更有“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信息技术对社会治理的支撑作用愈加凸显。”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教授说,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建设正在提速,这将推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治理与服务。
“如今,数字技术正在全链条、全周期融入社会治理。‘智慧中国’的社会治理,是时代给予我们的机会,也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任务。”李君如说。
以智慧化推动治理现代化
《瞭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探索中,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内涵是如何深化的?
李君如:我们党始终在丰富拓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要求“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党的十八大将“法治保障”写入“社会管理体系”之中,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党的十九大从加强社会治理角度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强调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写进了“社会治理体系”之中,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可以看到,我们党对社会治理体系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进入新时代,我们在认识上的深化之一,就是强调了社会治理中要加强“科技支撑”的“智能化”。
《瞭望》:让社会治理更有“智慧”有哪些具体含义?
李君如:古人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有了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治大国才能真正若烹小鲜。这样的社会治理,可以说是“智慧中国”的社会治理。这是时代给予我们的机会,也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任务。
“智慧中国”的社会治理的含义有二:一是依靠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来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二是通过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来推进网络空间即虚拟空间的依法治理。
“十三五”时期,从“最多跑一次”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到城市大脑助力社会治理数据集成化,从区块链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法治化,到社情民意大数据分析平台扩充民生诉求通道……一系列新数字政务平台助力社会协同共治,先进的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成为促进国家战略和社会治理落地的手段和工具。通过数字赋能社会治理,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健全,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逐步探索出数字驱动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国经验。
发展技术和发动群众缺一不可
《瞭望》:当前不少城市都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目标,“智慧中国”的梦想正在一步一步照进现实。在实践过程中,“智慧中国”的社会治理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李君如:一是,更加自觉地运用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高新技术来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
如今,走在城市社区,我们可以看到摄像头、门禁等智能设备已经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给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和安全感。我在重庆一个乡村调研时发现,村委会已经使用了区块链管理村务。
而对交通领域来说,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更是带来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开车有导航,违章有监控,既方便了驾车人与行人,也方便了交通管理者。在上海,我过马路时刚踏上斑马线,红灯亮了,我就站在原地没有动,只听见耳边传来一个声音:“请往后退!请往后退!”回头一看,是马路边探头在提醒我。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全国各地出现的健康码发挥出有效的防控作用。可以说,中国近年来在社会治理上的进步之一,就体现在广泛采用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高新技术来进行社会治理。
例如,各地广泛建立社情民意大数据分析平台,让数据当“向导”,能更及时、精准地分析大数据背后的真实社会生态和社会心态,民众的“数字回声”使得各治理主体更具“治理感知力”;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分析、总结当地社会治理面临的重难点问题,能更好地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服务的高效化精准化。
再如,在物联网、区块链的“加持下”,基层网格已融入社会治理的大格局,网格服务已成为化解矛盾的“减压阀”,推动矛盾纠纷的化解由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由被动处置型向主动发现型转变。
二是,更加自觉地依靠群众来推进“智慧中国”的社会治理。运用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高新技术来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不能仅依赖技术而忽略了人的作用。
在运用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的同时,“社会治理”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社会治理主要是街道、居委会对居民及其居住地的管理或治理。现在,社会治理的主体更加多元化,除了基层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城乡居民也已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通过协商民主将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起来,井然有序地管理着社会生活。同时,社会治理的客体也走向多样化,不仅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还要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仅要保障社区内群众过上幸福生活,还要承担整个社会的稳定工作。这就更要坚定不移地依靠群众来加强“智慧中国”的社会治理。
三是,更加自觉地站在“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的现代化新要求上来推进“智慧中国”的社会治理。今天,“现代化”源自工业革命,又超越了工业革命。传统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那样的现代化是不可持续的。自“可持续发展”“生命共同体”等理念提出以来,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进一步提升。今天讲社会治理不仅包含着人与社会层面的科学治理、依法治理等内涵,更包含着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更广义的科学治理、依法治理。因此,“智慧中国”的社会治理问题,已是“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和“智慧中国”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宏大背景下的社会治理问题。如何将对绿水青山的养护、对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保护同对人和社会的综合治理结合起来,是一项全新的任务,需要进一步探索。
推进虚拟空间的依法治理
《瞭望》:当今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形成双层社会结构,一个是现实社会结构,另一个是虚拟空间社会及其结构,现实社会的治理已有很多成型经验,但虚拟空间的社会治理尚刚刚起步,这方面该如何推进?
李君如:只要是人活动的空间,不论是现实的还是虚拟的,都需要加强社会治理。虚拟空间的依法治理是个全新课题,目前尚有许多基础性的问题需要研究破题。
例如,网络诈骗已成为群众的烦心事,特别是如何防范老年人上当受骗,如何不让快速发展的信息化技术成为老年群体的新壁垒;对个人信息如何实行科学管理、依法管理,如何保护个人隐私,此类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大问题,都是我们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就容易酝酿新的堵点和矛盾点。因此,“智慧中国”的社会治理应该也必须包括对网络空间即虚拟空间的依法治理。
如今,多地已经开始起步探索,取得了经验。
例如,在上海,近年来坚持全链条打击,严打黑客攻击破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网络违法犯罪,严打为各类网络犯罪提供推广营销、技术支持、网络账号买卖、支付结算等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行为,持续挤压网络违法犯罪空间。今年以来,上海公安机关全力开展“净网2020”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强化网络空间秩序治理,着力营造安全、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通过开展移动APP专项集中整治、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等行动,不断提升网络空间治理能力。
在重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正越来越多地用于网络治理实践。通过健全技术管网机制,统筹属地网信数据资源,加强技术建设资金投入,引导网络安全技术重大科技攻关,建立统筹协调、上下联动、数据共享的市、区县“一体化”技术管网工作机制。通过建设技术管理平台,加快全市网信数据中心、网络应急指挥中心等技术系统建设,加快推进区县网信技术建设和应用。通过提升技术管网应用,加强互联网信息内容算法推荐规范管理,开展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风险管理和应用研究,强化应急管控、网络攻防等技术手段,探索制定网信领域电子数据远程取证技术服务标准,完善集数据恢复、电子取证、证据保存和取证展示于一体工作流程,努力推动从“技术管网1.0”时代向“人工智能管网2.0”时代迈进。
在浙江,互联网法院、司法超市等一系列法治实践正在进行,杭州互联网法院司法区块链已有公证处、鉴定中心、授时中心等20余个底层节点,存证总量突破19亿条。对网络作家来说,发现作品被侵权是个特别头疼的问题。搜集证据、准备提起诉讼,往往将面临一场诉讼“马拉松”。现在,网络作家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快速维权,通过实时上传电子文稿信息至杭州互联网法院司法区块链,再也不用为了证明“我是文章作者”等问题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运用司法区块链技术后,由于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杭州互联网法院知识产权类纠纷的诉前调解撤诉率已超过90%,“互联网+”正将法治保障和科技支撑深度融合,助推社会治理智能化、精细化、法治化。
在“十四五”规划即将启幕的历史节点上,面对社会治理新形势、新需求,加快谋划数字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创新,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其意重大。展望未来,数字中国将有着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治理有“数”的中国,也将拥有新的更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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