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品聚焦】大国之城的时代变迁

城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载体。十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转变”重要论述和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的科学引领下，我国城市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精彩缩影。

在波澜壮阔的城市化浪潮中，一大批践行新发展理念、承载着中国智慧的伟大城市正在不断崛起。

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

2013年，有关“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一系列部署，按下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的快进键。2014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54.8%，到现在十年间增长超过10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6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进一步加快了城镇化建设步伐。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要求新型城镇化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到2035年基本实现城镇化的战略目标，作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举措新要求。

在一系列政策的指引下，十年来，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许多显著成就。

城镇化水平迅速提升。2014年至2023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7.5亿人增长至9.3亿人，乡村常住人口从6.2亿人减少至4.8亿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36%增长至48.3%。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明显改善。2022年年末，全国共有691个城市，建成区面积6.37万平方公里；城市供水、燃气、管道燃气普及率分别达到99.4%、98.1%、81.5%。2022年年末，我国公路总里程达到53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7.7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全国铁路营业里程15.5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4.2万公里，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先进的铁路网。

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2014年至2023年底，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8844元增长至51821元。同时，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效提升。

县城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县域经济蓬勃发展，各地涌现出一批人口、经济规模可观的县级市、县城。1866个县和县级市、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40%。今年6月，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大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显示，目前县域经济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制造业单项冠军占近四成。全国200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中有81家分布在县市。一批经济特色县闻名中外，成为区域经济的中坚力量。

超大特大城市的角逐

随着新型城镇化不断提速，越来越多的城市跻身大城市乃至超大特大城市行列。根据住建部发布的《2022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显示，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超大城市达10座，人口在500万-1000万区间的特大城市达9座。上海、北京、深圳这3座超大城市位列前三位，其城区人口分别为2475.9万人、1912.8万人和1766.2万人；还有重庆、广州、成都、天津、东莞、武汉、杭州也位列超大城市其中。

虽然不能简单把人口数量作为城市规模的唯一标准，但一座城市的人口数据变化背后，是城市产业、经济规模和发展潜力的综合反映，特别是在国家总人口呈现负增长、“抢人大战”日益激烈的宏观背景下，城市人口的变化，尤为值得关注。

在多个城市规划中可以看出，从大城市到特大城市再到超大城市，吸纳人口已成为多个城市的发展目标之一。城市能级提升，有什么益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文猛表示，成为特大城市，城市人口聚集会带来规模效应，公共服务配置起来更有效率，居民生活更舒适、环境更宜居、生活更安心。另外，城市可以聚合更多的创新要素，引发新一轮创新，并形成螺旋效应，推动新模式不断涌现、产业不断升级。

对城市发展来说，特大城市是一个重要门槛。进入这一行列，还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多政策红利，以及医疗、教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资源配置的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功能较强，对整个区域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提出，只有在聚集中经济发展才能走向均衡，才能充分发挥出大国的竞争力，并提升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事实也说明，当下人口规模所带来的正效应，已远超其所产生的负效应，这种力量就主导了人口流动方向。

这些有助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让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提升人口规模的重要性。正如我国不少省份都推出了强省会战略，如成都、武汉入列超大城市，就是源于强省会战略的推行，进一步提升了省会的人口集聚度。

人口成为城市之间竞争、角逐的新热点。但是，成为超大特大城市，也面临挑战。专家表示，随着城市城区人口的增加，应注意避免出现大城市病，防止资源要素价格飙升，特别是对于新市民在住房、就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城市要做好规划和对接。

万亿城市的崛起

随着2023年江苏常州、山东烟台携手跻身GDP万亿之城，至此，我国“GDP万亿俱乐部”在17年间已扩容至26座城市。

城市的活力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26座万亿之城无疑是中国的核心城市群体。部分“GDP万亿俱乐部”成员也完成了量级的跃升，重庆、广州GDP超过3万亿元，杭州、武汉GDP迈上2万亿元台阶。

还有部分城市例如刚晋级的常州、烟台，有一个特点是，它们无论从行政级别，还是从城市定位看，都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中心城市或是“头部城市”，比较形象的说法是，它们属于“腰部城市”。

它们的崛起，一方面是因为一大批在政策、资源、产业、底蕴等各方面都更具综合优势的省内头部城市，已经率先进入了新的阶段，向着GDP2万亿、3万亿的方向前进。处于“腰部”的它们，可以说是被时代推到了新的高度。

另一方面，这与“腰部城市”在当下城镇化发展阶段，所被赋予的新的定位息息相关。在很大程度上说，多数“腰部城市”在各自省内实际扮演着“副中心”或者是次级支撑的角色。

长三角地区拥有9个GDP超过万亿元的城市，是全国“万亿之城”最多的区域。目前基本形成了领头羊上海超4万亿、苏州超2万亿，其余多座城市分别冲刺2万亿、1.5万亿的“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这样一种城市群结构之所以被推崇，是由于随着头部城市发展格局的趋于稳定，“次级城市”的发展状况，或越来越关系到一个区域的发展活力和后劲。

近年来，常州因在新能源产业领域表现出了不输头部城市的竞争力和创新力，帮助自身实现较快发展，也为省域经济和产业发展作出了重要助力。像泉州、东莞、南通这些新晋万亿城市，几乎无一例外都具有鲜明的产业优势。

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些通过敢闯敢拼开辟新产业，从而成功实现跃升的非头部城市，也将给更多不具有太多“先天优势”的同类城市以鼓舞和激励。

城市协调发展新格局

我们对城市发展理念和形态的认识，简单来说，大体经过了城镇化、城市化、都市圈、城市群及大湾区这样几个阶段。无论是都市圈还是城市群，贯穿其间的一条发展思路主线，就是区域一体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2019年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是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

2006年“城市群”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2013年以来中央要求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据泽平宏观发布，城市群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是国家重要的区域增长极，以12%的土地、聚集45.7%的人口、创造56.5%的GDP。

《意见》提出，“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显然，都市圈在体量和层级上，要低于城市群。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都市圈与城市群是同时存在，并互相交融、相互作用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都市圈是城市群发展的基础。《意见》还指出，“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既有利于优化人口和经济的空间结构，又有利于激活有效投资和潜在消费需求，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都市圈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都市圈战略的实施，有助于为中心城市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在都市圈范围内重新优化要素和产业布局，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不仅不会损害中心城市的发展利益，还会间接增强中心城市的发展潜力。

对周边城市来说，实施都市圈战略是避免中心城市通过虹吸周边城市资源从而破除“一市独大”弊端的关键举措，是通过协调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发展关系，实现整体地区竞争优势的提升。

此外，由于都市圈空间范围小，中心城市的经济带动作用更容易辐射至农村地区，推动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未来，可以通过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都市圈战略的深度融合，探索更加有效、系统、科学的发展路径。

“绣”出城市品质品牌

当前，我国城镇化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城市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亟须转变城市发展方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为新时期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指明了基本方向。

近些年，中国城市建设的重点由增量开发转向推进城市更新，科学系统的城市发展指标体系则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高标准建设的重要参照。去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城市标准化行动方案》提出，我国到2027年基本建成城市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

随着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我国城市对各种要素资源的集聚效应不断显现。同时，随着城市人口、功能和规模扩张，城市治理难度也越来越大。如何在城市系统日益复杂的条件下精准治理城市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确保人民群众享有更好的公共服务，成为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城，所以盛民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城市治理，根本目的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他指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推进城市治理精细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近年来，从不许“拆故居”到限制“起高楼”，从告别“垃圾围城”到拒绝“城市看海”，从防止“摊大饼”式扩张到推动集约节约式发展，我国城市规划建设更趋科学合理，城市治理能力不断增强。

以设立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河北雄安新区为标志，我国创新探索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模式，在有效化解各种“城市病”、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等方面积累了重要经验。

从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行动到打造宜居城市、智慧城市、海绵城市，各地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把住安全关、质量关，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

可以看到，我国在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上努力探索与实践，为建设好人民满意的现代化新型城市不断前行。

城市IP时代到来

近年来，城市发展不能忽视的热度在于，围绕城市品牌宣传的竞争与比拼日趋激烈。淄博因烧烤而走红，黔东南州依靠“村BA”“村超”在全国打响了知名度；《繁花》的热播再次点燃上海的打卡热度......一个城市IP的成功，不仅可以吸引游客、提振经济，更能有效地提升城市的形象与知名度。

风物长宜放眼量。各地政府开始将经济发展的目标从关注总量转变为关注质量，从关注结果的加总转变为关注过程的效能。具体来看，城市品牌和形象，尤其是城市产业集群创新IP的打造尤为重要。

当下，城市发展需要人气加持、需要文旅等事业蓬勃向上。在这一背景下，众多城市应时而动，打造城市IP就是把握互联网流量时代的脉搏，找到的一条“出奇制胜”的路径。一众城市IP宣推及打造的爆火案例，让城市成为备受瞩目的“网红”，也让人看到了城市IP蕴含的无限可能和能量空间。

正因利好颇多、作用显著，各地打造城市IP、发展“流量经济”的兴趣自然愈发浓厚，方式方法亦不一而足。

在实践层面，有的依靠自然资源禀赋打造城市IP，如大理的洱海、哈尔滨的冰雪旅游等；有的依靠文化内涵创新发展出新的城市IP，如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唐密盒”“不倒翁小姐姐”等；有的则围绕城市地标做好网红文章，如重庆的洪崖洞、天津的瓷房子等；有的是围绕传统节日庆典或赛事打造网红IP，如云南的泼水节、贵州“村BA”“村超”等。

可以看出，不只限于旅游景区，只要是能讲好城市故事、彰显城市魅力和独特气质的元素，都有成为“网红城市”和城市IP的潜质和可能。

纵观各地成功案例，打造城市IP都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久久为功。例如，“熊猫”一直是成都的特色品牌标签，随着时代发展，这个品牌标签并没有因为时间而黯然失色，反而不断衍生出新的城市IP。

鲜活、生动的城市IP是相较于传统城市品牌形象表述的一次升级，是现代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体现。随着城市IP时代的到来，如何为城市确立一个清晰而独特的定位，发掘、营造契合城市精神、品格的超级IP，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